欢迎来到体育收藏在线! 请【登录】或【免费注册

关于我们  |  联系我们

南京国民政府時期的社会体育(1927—1937)

发布时间:2009-04-27 14:51    查看次数:682    分类:体育史料

[内容提要] 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社会体育,此间中国的体育事业由军队和学校逐渐向社会普及,体育逐渐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发展社会体育的法律、物质、组织、宣传等条件进行考察,并以当时的大型体育赛事举例,分析得出相关法律条令的颁布和组织机构的领导使社会体育从一开始推行便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并走上了正确稳定的发展道路。而由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对体育硬件设施的大量经费投入,为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援。各级体育赛会的举办及其所取得的优秀成绩,则证明了社会体育实施并持续开展的价值。通过与近代体育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这一途径,社会体育被传播给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领域。社会体育的实施对这十年里近代中国人的体育观念从“强兵、强种、强国”到休闲娱乐、健身、竞技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国民政府 社会体育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由于逐步结束了民国成立以来的军阀割据局面,实现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特别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统区相对稳定的局势,为近代体育的发展和完善创造了前提条件,因此从1927年到1937年这十年间,近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比北洋军阀时期有了较大进步,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发展较快的时期。
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各个领域的体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管理。当时的体育可分为“军事、学校和社会体育三大部分。体育的决策、管理、训练和竞赛的社会化程度大抵依军事、学校和社会的不同领域呈逐次增强的态势。”[1]当时,政府所指的社会体育是指除了军事体育和学校体育以外的体育,也就是包括未受过军事和学校体育训练的其它社会各界人士所从事的体育活动。除了对学校和军事体育实施了一些措施外,国民政府对其它的各类社会体育也实行了统一管理,并制订了相应的条令和管理实施方案。由于国民政府的重视和形势的影响,这一时期社会体育中的“体育实验区”计划有一定特色;同时体育场馆的建设、体育用品的生产以及体育报刊书籍的编辑出版,也作为社会体育的组成部分而有了一定进步,并由此带动了整个社会体育的持续发展。社会体育作为近代体育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条令措施
    实际上,社会体育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就已被视作整个体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掌权后,在社会体育的不同方面,制定了一些条令和一些实施方案与计划,因此,“近代体育史上对社会体育的全面初步实施,应该说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2]
为了加强对社会体育的管理,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的规定和条令,其要求大致涉及三个方面,即:民间体育组织、体育场馆设施和运动竞赛。当时,社会上的许多体育场和民众教育馆是实际推进社会体育的机构,为此,国民政府制定规程,不断加强管理和控制。如“1927年12月,国民党政府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召集一些体育名流,在南京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并拟定《各省体育会组织条例》、《省会及通商大埠城市公共体育场办法》,”[3]“1929年4月16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针对体育而专门制定的法令《国民体育法》。”[4]1932年2 月公布了《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以上及后来的有关条令,成为国民政府对社会体育进行管理的依据。这些条令分别对体育场、民教馆和有关推进社会体育的机构中的组织方式、任务、开展社会体育的原则和办法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涉及社会体育中有关运动竞赛的条令,主要见于1931年颁布的《民众业余运动会办法大纲》及其它与运动会有关的条令中。条令把民众业余运动会统一组织起来,规定民众业余运动会与各县市运动会每年举行1—2次,由教育机构负责筹办。这样,社会体育中的竞赛活动也被纳入了国民政府的管理之中。
国民政府在总体上虽然仍缺乏对社会体育应有的重视,但还是直接或间接的制订了许多对社会体育进行管理的条令。尽管这些条令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然而,它对国民政府于社会体育实施管理首先在条令上打下了基础,标志着全面实施社会体育的开始。
随着政府对社会体育管理的条令不断颁行的同时,有关实施社会体育的措施也开始推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体育实验区”计划。这一计划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2年9月公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规定的。其主要内容是各省市应选择一个模范城镇或乡村作为体育实验区,实验民众体育的推行办法,并逐步把实验区所推行的办法推广到全国。在这一计划中,各省市所指定的实验区直属于各自教育厅第三科,其主任一般由省市教育厅从实验区所在体育场或县教育局的体育指导中选聘。根据《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的有关规定,实验区的工作应以宣传、组织和指导民众的体育为主。主要包括以下六项:第一,每年举办民众业余运动会2—4次;第二,举办各种球类比赛;第三,组织国术班及各种业余健身团;第四,巡回体育与国术指导;第五,每年举行成年男女健康比赛;第六,举办体育演讲、壁报、展览,出版书刊等。“体育实验区”计划颁行后不久,广东省率先设立了民众体育实验区,之后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也设立了体育实验区。
在推行体育实验区计划的同时,国民党政府还成立了与推进社会体育发展有关的所谓“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是在1934年以后蒋介石发起所谓的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组织成立的。它下设体育组,曾在重庆等地开展了不少传统性的体育活动,如横渡长江游泳比赛、龙舟比赛、九九登高越野赛等,同时,还举行过机关、学校的篮、排球赛及有关的体育技术培训班等。”[5]为了纠正社会上根深蒂固的“烟”、“赌”和“娼”等不良风气,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十分重视对正当娱乐的提倡,对体育尤为重视。蒋介石本人在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大会上专门提到过体育问题。“体育活动曾被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年度中心工作或者工作要点来开展。虽然最后对体育的提倡没有达到十分理想的效果,但确实引导了国民的健康观念。新生活运动组织还培养了数量不多的体育人员,为近代体育的发展注入了动力。”[6]
组织机构
192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出现领导全国体育运动的正式官方组织。但是,由于国内一系列主要体育活动的开展和中国体育界参加国际性竞赛活动的逐步扩大,属于民间社会团体性质的全国性体育组织逐渐出现了。这些体育组织虽属非官方性质,但在领导和组织全国及各地区的体育运动和竞赛方面,却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在这些组织中,最有代表性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抗战时期的组织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该组织通过1924年5月在武昌举办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时,“经全国五地区体育联合会代表倡议,并推选出了8名委员进行筹备。同年8月,于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年会之际,有关体育界人士在此集会,并通过章程,旋即在上海举行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大会。成立大会通过决议,推选张伯苓为名誉会长,王正廷为名誉主席董事,沈嗣良为名誉主任干事,蒋湘青为干事。董事会15人,全部为中国人。”[7]这标志着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运动的终结和中国自己管理运动竞赛的开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先后加入了远东体育协会、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及国际体操联合会等国际业余运动组织。1931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的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到1933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会员由最初包括华东、华南、华西、东北和华中五区改为以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华侨团体为会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除了参与和筹备第四至七届全国运动会,选拔选手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奥运会、戴维斯杯网球赛等国际体育活动外,还审编各项运动规则,审订全国运动赛会纪录,出版会刊《体育季刊》,并协助各地区组织开展活动。可以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实际起到了领导全国社会体育的作用。
1927年后,国民政府在体育领域里设立的许多组织机构都是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作为政府系统的体育组织机构设置,1927年1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召集了一些社会体育名流,在南京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这个组织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只注重学校体育而忽视社会体育的状况,标志着体育已被视为一项完整、独立的国家事业而由专门的机构和组织进行领导与管理。在此基础上,1932年10月成立了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后改称国民体育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教育部聘任的“褚民谊、张之江、周亚卫、王正廷、张伯苓、袁敦礼、郝更生、吴蕴瑞、马良、许庞厚、徐致一、张信孚、陈洋岭、沈嗣良、黄丽明、张汇兰、高锡威和张炯等18人组成。”[8]从人员构成来看,大部分人是教育部委员,也是前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有的出国专修过体育,有的则是热衷于体育运动的推广。体育委员会的工作中与社会体育有关的主要有:计划全国体育设施事项;指导全国体育研究及行政事项;督促各级行政机关实行体育计划;审核各种体育机关之组织及计划或报告;审核体育工作人员之资格;编造及审查全国体育预算。体育委员会主要起着拟定规程并督促指导的作用,并无实际的权力。到1936年,安徽、江西、湖北、广东、上海、北平等九省市都设立了相应的地方体育委员会。
在传统体育方面,作为弘扬传统体育文化的最有影响力的组织是中央国术馆。1927年李烈钧、戴传贤、蔡元培、于右任、何应钦、孔祥熙、钮永建、张之江等26人发起成立国术研究馆筹备处,由张之江任馆长。“1928年3月15日经国民政府以第174号文批准备案。国术研究馆择址在南京西华门头条巷,并以海外华侨为此捐赠的25万元作开办费。后每月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款1万元资助。同年3月24日在南京内桥金陵大舞台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了成立宣言。”[9]当年7月,国术研究馆改称为中央国术馆。此馆原本是报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但当权者认为武术是已被淘汰的产物不应提倡,而拒绝批准。后经筹备处的努力,中央国术馆经批准为国民政府的直属机构,由中央政府直接领导,并由财政部拨款。该馆成立后,全国各地投奔者甚众。相应的,“到1933年就有24个省、市建立的县级馆达3000余个。”[10]这些国术馆的建立对以武术为主的传统体育的复苏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一些以体育场为中心的地方性体育机构和专业性的体育社团也相继出现,如江苏省立镇江公共体育场、浙江省立体育场、中国乒乓研究会等。这些社团是社会体育的直接推动者,凡是设有体育社团的地区或生产生活领域,体育活动往往开展的比较活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出现了许多由企业和私人业主自发成立的民间体育组织,如私立体育场、会馆(其中以精武体育会为典型,“据不完全统计,至1929年,国内外精武总会、分会已达42个,会员超过40万。”[11])等。这些民间体育组织大多是自负盈亏的,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主性,从利益上考虑,它们也更乐于推动社会体育活动的开展。
硬件设施
要推动社会体育的广泛开展,必然要大力发展作为物质基础的硬件设施如运动场馆的建设和运动器材的生产。
在体育场馆建设方面,上海市堪称全国各省市之楷模。上海市政府教育局通过1932年8月30日公布的《上海市立简易公共体育场规则》和同年11月2日公布的《上海市立公共体育场规则》规定了全市各公共体育场对民众体育起着重要的指导与管理职责,并且还承担着体育调查和研究的责任。[12]上海市政府一方面在市民密集区域建设简易体育场,另一方面灵活的利用学校运动场这一现有的运动场所。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正常体育教学,市教育局规定学校运动场只在例假全日开放,其他时间不得入场。同时,体育场还被纳入了平民和工人新村住宅区的建设规划中。每个简易体育场都设有主任和辅导员各一名,由具有专业素养和丰富的比赛经验的人士担任。相对简易公共体育场,上海一些市立体育场更为正规。这些体育场具有完备的组织系统。“各场设立场长一人,综理全场事务。下设指导股、研究股、编辑股、调查股和事务股。指导股主要是指导球类田径赛器械国术等各项运动;研究股主要负责体育学理运动设备及方法之研究事项;编辑股则编辑有利于民众体育的各种刊物;调查股负责统计本市及国内外体育实况之调查事项,而事务股则办理不属于其他各股之事项。”[13]由此,上海市形成了以各区域公共体育场为主干,各简易体育场为分支的市民运动场系统。由于对体育场馆进行了合理的布局和大力的建设,再加上体育场本身的宣传和指导,上海市民体育活动积极开展起来,举行了民众业余运动会、长程赛跑会等各项目的体育竞赛与运动会,各项运动逐渐推广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
在西方体育初传入中国时,大多数体育用品都是舶来品。随着社会体育的开展,对体育用品的需求日渐旺盛。由于进口的体育用品价格昂贵,一般体育机构和场所无力大量购置。因此,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工厂开始涉足体育用品市场。当时有生产单一运动器材的厂家,如专门生产乒乓器材的中国乒乓研究会下属的中国乒乓公司,其生产的连环牌乒乓球是按照国际标准制作,在三十年代已为全国乒乓爱好者广泛使用。也有综合性的生产厂家,如最早进行体育用品生产的工厂之一保定布云工厂到20年代后期已能生产足球、篮球、排球及球网、球拍、铁饼、铅球和标枪等器材,其产品在1933年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被正式采用。另外,在1927年由天津春和工厂更名而成的春和体育用品制造厂其产品种类已经增至100余种,销售地区也遍及全国和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与此相似的还有1920年创办的天津利生体育用品工厂,其生产规模不亚于春和厂。除了专门的体育用品生产厂家外,还有一些体育用品依附于别的产业进行生产。主要有依附于纺织业的体育服装生产(如球衣球裤、运动衫裤)和依附于橡胶业的球类和运动鞋。橡胶业产出的最著名的体育产品要属上海正泰橡胶厂生产的“回力”牌球鞋了,它是近代上海最有名的运动品牌,同时也是近代历史上生命力最强的品牌之一,时至今日,回力球鞋的身影仍活跃于绿茵场上。到30年代,除网球、铁制单双杠等少数用品,国内体育运动所用器材已主要由以上工厂生产,“各类体育器材国产化达90%以上”[14],民族体育用品工业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如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的球类用品采用了利生的篮球、协兴的足球、春生的排球,只有网球使用了进口的Slazanger网球。[15]随着体育商品生产的本土化和规模的扩大化,使得其制造和运输成本有较大节省,其价格也相应降低,这为社会体育的广泛开展创造了条件。
 
大众传播
民国时期,大众传播开始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时的大众传播主要包括报刊、书籍、电影等方面。社会体育的推广必然要借力于这些途径。
大众传播最为重要的途径是报刊。“体育能有刊,这对于一向重文轻武的中华民族来说,确是一件不平凡之举。”[16]中国近代有体育方面专门期刊始于清末,并初兴于五四运动前后,在抗战前十年体育报刊业达到近代史上的鼎盛时期。特别是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体育救国”的呼声四起,体育报刊也大量出现。据统计,从1927到1937年十年间,全国出版的体育报刊共有74种之多。它们无论在数量上、质量上、形式内容上,均大大超过了其他时期。(表一)[17]

这一时期的体育刊物主要有:
集体育理论探讨、体育方法传授、体育知识介绍和体育消息报道于一体的综合性刊物,此类刊物是当时体育刊物的主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提倡体育以复兴民族”为办刊宗旨的上海勤奋体育月报社主办的《勤奋体育月报》,它于1933年10月创刊。每12期一卷,共出4卷10期,于1937年7月停刊。该刊虽仅发行五年,但由于体育界知名人士常为其撰稿,内容专业丰富,因此其影响遍及全国。[18]该刊发行者勤奋书店在1934年还出版了11期《体育月报》,1935年出版了《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画报》和大会特刊,1936年出版了《全国女运动员名将介绍》和《全国男子田径名将》等专刊。
以“研究体育学术,倡导体育思想,沟通各区体育消息,沟通世界体育消息,公布修改之规则”为办刊宗旨的《体育季刊》,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出版发行,1935年1月创刊,每年一卷,1937年6月停刊,共出3卷2期。刊物主编是著名体育学者吴蕴瑞,撰稿人多为协进会的领导人。由于刊物主办方的特殊背景,决定了刊物以有关体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其中刊登的许多文章对全国体育起着指导性作用。[19]
以“体育理论、运动技术研究”为主要内容的《体育周报》,由天津《体育周报》社发行,1932年2月创刊,每周一刊,至1937年停刊。当时体育界名流董守义、王健吾等曾为该刊撰稿。[20]
关注“学校体育和体育场事业”的《体育研究与通讯》,由江苏省立镇江公共体育场编辑出版,是一份地方性的体育刊物。主要撰稿人是该体育场的工作人员,同时也邀请陈登科、陈立夫等名人撰稿。其主旨是“第一是研究,把大家的心得公布出来,以供切磋;第二是通讯,把各方体育的实施状况尽量介绍,俾使参考。”[21]
单项运动刊物有: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单项运动杂志《乒乓世界》月刊,由上海中国乒乓研究会编,原名为《连环两周报》,1卷6期后改成本名。此刊原是依附于其他刊物中,从1935年2月出版的1卷第16期开始,正式独立出版,直至1937年2月停刊,共3卷2期。此刊出版的同时,其姊妹刊物《乒乓周报》也由中国乒乓研究会出版。
随着国术在此时期的恢复发展,国术刊物成为此时单项运动刊物的主力。除中央国术馆主办的1929年的《中央国术旬刊》和1930年的《国术周刊》外,还有省市国术馆或国术团体的定期或不定期刊物。如1933年到1936年上海国术馆编辑的《国术声》月刊、1932年到1939年北平国术馆编辑的《体育》月刊、1934年山西的《山西国术体育旬刊》等等。
除了连续性出版刊物外,各体育团体和各种类型运动会的组织机构会编辑出版体育专号或专刊。其形式多样,有报告书、年刊、纪念刊等,多具纪念和收藏价值。
体育传播的另一个重要媒介是书籍。20年代末到30年代前期,体育著作的出版也达到高潮。体育丛书的出版,是当时体育研究成果的一大特色。如勤奋书店所出的体育丛书,汇集了全国一流的体育专家的著作60多种,分为原理、行政、历史、建筑、卫生、体操、舞蹈、田径、游泳、足球、篮球、网球、排球、棒球和其他共15类。吴蕴瑞、袁敦礼合著的《体育原理》是该从书中的一种,于1933年9月出版。内容包括体育原理的概念、意义、历史背景、社会背景以及体育的目的、体育与诸种文化形态的关系等。作者在此书中提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近代体育与中国国情等问题,对当时体育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出版业影响极大的商务印书馆此时也出版了另一套体育丛书,该丛书多是介绍各项运动技术方面的,其特点是内容浅显易懂,便于普及和推广。
总的来说,体育报刊和体育书籍在这一时期的大量出版极大的推动了社会体育的开展,也正是社会体育的活跃才给此时的大众体育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运动赛会
社会体育的实施和发展及国民政府有关社会体育条令的颁行,促进了运动竞赛的日益繁荣和正规化。这一时期,以全国、省、市运动会为代表,体育赛事出现了定期举行的趋势,内容更加规范,与国际竞赛渐趋接近,并且中国选手不断参加国际赛事,使这一时期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社会体育初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涉及社会体育的主要赛会有全国运动会、各省或地区运动会及远东运动会,而最能体现社会体育实施后所取得成效的当属全国运动会。
近代史上,中国共举办了1910年到1948年的7届全国运动会。然而,前三节全运会基本上被以基督教青年会为主的外籍组织操办,其工作人员和裁判员多为外籍教士。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全运会才开始由政府负责筹办。国民政府举办了第四(1930年)到第七届(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后一届)全运会,而在1927年至1937年就举行了3届。其中,第四届全运会由浙江省政府具体负责筹办,于1930年4月在杭州举行,其会场由军营操场改建;第五届全运会由教育部组织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备,于1933年10月在南京开幕,其会场为耗资143.39万元新建的当时东亚最大的“中华体育场”(可容六万人)。1935年,国民政府通过了教育部制订的《全国运动大会举行办法》,其中规定“为提倡国民体育起见,每两年举行全国运动大会一次”,另外还将参赛办法、比赛规则等规范化。因此,第六届全运会按时于1935年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其会场为耗资150万元可容十万人的江湾体育场。
从这三届全运会的举办情况来看,参赛地域、参赛人数和竞赛项目都逐渐增多,竞赛成绩和竞技水平也大幅度提高。在竞赛项目上,第四届全运会将女子田径、篮球、网球、排球列入正式比赛项目,增设了男子入水(即跳水)表演赛。第五届全运会增设了女子游泳和垒球赛,及马术和太极表演。本届开始把国术分为拳术、器械、摔角、射箭、弹丸、踢毽、测力等七项列为男女组的竞赛项目,这是以近代西方体育的规范改造并发展中国传统体育的积极尝试。第六届增设了举重、竞走、小足球、蒙古式摔角、自由车(即自行车)等表演项目。参赛地域和参赛人数的增多缘于第四届全运会把参赛单位由大区改为省、市、特区和华侨团体。第四届全运会有14省、5市、1特区、香港地区及日本神户华侨团体共22个参赛单位,1629名运动员(含女464人);第五届全运会有24省、5市、香港地区及菲律宾和印尼巴达维亚两华侨团体共23个参赛单位,2295名运动员(含女706人);第六届有28省、4市、2特区、香港地区及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爪哇三华侨团体共38个参赛单位,2286名运动员(含女645人)。竞赛成绩的提高突出的体现在新的全国纪录的产生。第五届全运会男女田径中22个单项创全运会新纪录,其中男子百米、男子跳远、男子和女子的400米接力、十项全能和男子1600米接力都创了民国时期的最高纪录。第六届全运会田径和游泳中共有19个单项记录被打破。[22]历届全运会的运动员多为知识青年和爱国侨胞等体育爱好者,他们中很多人并不一定接受过军队和学校的体育教育,而完全是民间体育社团和运动队等社会体育力量培养出来的,他们取得的优秀的成绩足以证明社会体育的开展对整个国民体育水平的提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亲历奥运
1936年8月,中国派出了143人的中华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关于这届奥运会之于中国体育的意义及其在中国体育史上的地位,除开体育竞赛本身,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体育界人士利用参与奥运的契机对欧洲七国进行的考察。在派遣奥运代表团的同时,经教育部批准,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成了42人的中华体育考察团赴欧洲七个体育发达的国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23]该考察团与中华体育代表团一同前往柏林,先观看了奥运会,而后赴各国考察访问。整个考察历时40余天,先后考察了德国、瑞典、意大利、丹麦、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七国。考察内容有学校体育、社会体育、体育行政、体育师资培养、青年体育锻炼及古代体育遗址等。“考察团成员把目睹现实,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翔实地反映在总结报告中。特别对各国的体育行政、学校体育、体育师资培养造就和社会体育实施方面,报告尤详。”[24]对于今日之体育史研究,这些材料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总结
1927年至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带头并大力推动了社会体育的开展,使中国的体育事业由军队和学校逐渐向社会普及,体育逐渐成为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法律条令的颁布和组织机构的领导使社会体育从一开始推行便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并走上了正确稳定的发展道路。而由政府主导、民间参与的对体育硬件设施的大量经费投入,为社会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援。各级体育赛会的举办及其所取得的优秀成绩,则证明了社会体育实施并持续开展的价值。通过与近代体育同时期发展起来的大众传播这一途径,社会体育被传播给社会各阶级阶层和领域。在这十年中,近代中国人逐渐改变了“军国民体育”所宣扬的“强兵、强种、强国”的观念,转而追求体育运动的真谛,即休闲娱乐、健身、竞技。对于促成这一观念的转变,社会体育起了重要作用。
 


[1] 唐永干,王正伦:国民政府体育体制的社会化及其启示,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4.3。
[2] 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0页。
[3] 韩春苓:中国体育大事概述(1900~1949),体育文化导刊,2004.5。
[4] 同1。
[5] 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2页。
[6] 常志良,王妍:论新生活运动正当娱乐中的体育,体育文化导刊,2006.9。
[7] 崔乐泉:中国近代体育史话,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9页。
[8] 同1,第128页。
[9] 昌沧:南京中央国术馆始末,体育文史,1997.5。
[11]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史学会:中国近代体育史,北京: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270页。
[12] 郎净: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298页。
[13] 同2,第298-299页。
[15] 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第1册)第六届全运会画刊,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16] 朱萍华:中国近代体育报刊考,中国体育科技,1998.10。
[17] 赵善性:我国近现代体育报刊一瞥,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85.3。
[18] 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第16-23册)第六届全运会画刊,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19] 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第33册)第六届全运会画刊,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20] 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第45-50册)第六届全运会画刊,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21] 民国体育期刊文献汇编(第37-42册)第六届全运会画刊,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22] 丁非杰:对旧中国全国运动大会之我见,体育文化导刊,1988.5。
[23] 赵善性:中国与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浙江体育科学,1989.1。
[24] 郑志林:中华体育考察团赴欧考察评述,体育文化导刊,19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