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竞技体育对中国的影响

近代体育活动的出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自强”、“求富”的名义下兴办军事工业，购买兵舰和其他新式武器，编练新式海陆军，建立军事学堂。近代西方体育的某些内容最初就是在新式军队和学堂中出现的。新军主要习练西方兵操和单杠、双杠、木马等器械。新式学堂聘有外国教官，体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有击剑、拳击、哑铃、跳高、跳远、足球、游泳、单双杠、爬山等。

第二次鸦片战争还使外国天主教士有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特权。外国传教士大批进入，在中国开办了许多学校，其中包括1839年美国传教士在广州开设的玛利逊学校，1879年在上海开办的圣约翰书院，1885年在北京开办的汇文书院，1895年英国人在汉口办的博学书院，以及1910年办的香港大学，等等。外国教会设立的相当于高等学校的书院，一般设备较好，有一定的运动场地，并在课外开展田径和球类等运动，有体育组织或运动代表队，并经常组织以田径、球类为主的校级运动会。北京的汇文书院1895年就有棒球队，1901年成立了足球队。同年圣约翰学院也组织了足球队。圣约翰学院早在1890年前后就已开展田径运动，当年就举行了以田径为主要项目的运动会。1905年圣约翰学院还参加了在苏州举行的，有东吴大学等参加的联合运动会。

基督教青年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教会组织，1895年在福州英华书院开始建立。后来许多教会学校都建立了青年会。1908年后一批担任青年会干事的美国体育专家来华，到上海、北京、天津、长沙等地任职，推动了青年会体育的发展。基督教青年会从事的体育活动，一是引进西方体育运动，如篮球和排球等就是由他们引入中国的；二是组织早期的运动竞赛，1910年和1914年的两届全国运动会，1913年和1914年在北京举行的体育竞赛，都是由基督教青年会发起或负主要责任的；三是培训出一批体育专业人才，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各地先后多次举办体育干事培训班，讲授体育概念、运动规则，传授篮球、排球、台球、体操、游泳、室内田径运动等。

教会学校和教会组织所开展的体育活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起着引导和示范的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原本盛行于西方的体育活动，诸如体操、田径、足球、网球、棒球、拳击等比赛，开始在中上层的华人圈中开展起来。1903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了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学制、课堂体制和学时标准。按此规定，各级各类学堂均开设体操科，即体育课。小学每周三小时，中学两小时，高等学堂三小时（另有兵学一小时），师范、实业学堂两小时。当时所规定的体操科的内容有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普通体操是美国人刘易斯根据德国和瑞典式体操的基本动作改创的，并附加了一些带轻器械的操法。主要内容有：准备法、矫正术、徒手操、哑铃操、球杆操、木棍操、火棒操、藤圈操等。兵式体操的主要内容包括柔软体操、小队教练、中队教练、枪剑术、野外练习等。随着清末教会学校体育活动的推广，近代中国学校体育活动也开展起来。

《奏定学堂章程》颁布后，新式学堂迅猛发展，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大量新学堂“体操科”的开设，造成教师奇缺。因此清廷学部通令各省，于省城师范“附设五个月毕业专修科”，以培养小学体操教习。在此前后，一批赴日本学体育的留学生陆续回国，也在各地创办了一些体育学校或体育专修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中国体操学校和中国女子体操学校。1904年毕业于日本体操学校的徐敷霖在上海创办中国体操学校，这是清末民初开办时间最长的一所体育专科学校。学校的课程有体育学、教育学、生理学、音乐、普通体操、兵式体操、竞技游戏等。到1927年停办，共培养36届共1531名毕业生，在培养体育师资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徐敷霖之妻汤剑娥毕业于日本体育会体操学院女子部，她创办了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共培养45届1751名体育女教师，这是中国最早的女子体育学校。这一时期新式体育学校也在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其授课方式和内容已不限于早期体操一项，而是扩大到田径、球类、拳击等方面。

建立全国性体育机构

中国近代体育不仅起步较晚，而且几乎所有重大的国内外比赛，均由外国人主管。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反帝斗争的影响和运动竞赛活动的增多，中国教育界和体育界逐步发出了从外国人手中收回运动竞赛主办权的呼声。特别是1923年在东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美国人格雷竟作为中国的代表登台讲话，引起中国运动员、旅日侨胞和国内各界人士的不满，纷纷要求成立自己的全国性体育组织。1924年8月，体育界人士借体育改进社在南京举行年会之际，宣布成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简称“全国体协”）。董事会15人，全部为中国人。

虽然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全国体协为中国的国家奥委会，但是作为正式的全国性体育组织和中国奥申委，并没有受到当局的重视。该会成立之初，先是暂借上海申报馆作为临时办公处，后又租用上海法租界运动场作为临时办公处。直至抗战爆发后的数年内，其会址仍是漂移不定。全国体协成立后，先后加入了远东体育协会、国际足球联合会、国际业余游泳联合会、国际草地网球联合会及国际体操联合会等国际组织。其会员最初包括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和华中五区，1933年后，改为以全国各省、市及海外华侨团体为会员。全国体协成立后，主要参加与筹备第四次至第七届全运会；选拔参加远东运动会、奥运会、戴维斯杯网球赛选手；主办历届全国分区足球赛及全国分区网球赛；审定每年全国田径、游泳运动的最高纪录；编辑出版会刊《体育季刊》；解答有关运动、裁判等方面的疑难问题等。在国际体育方面，还参加了1913年在菲律宾举行的远东运动会。1915年在中国上海主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中国因在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获得游泳、排球和足球三项冠军而名列第一，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参照西方一些国家的做法，成立了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1932年10月教育部体育委员会成立，成为主管全国学校体育的机构，“设计指导督促全国体育之职”。1940年教育部公布了各级学校体育实施方案，内容包括经费设备、体育运动比赛及表演等。学校的体育课，小学每周三小时，中学及专科学校每周二小时。这是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一个比较全面的学校体育实施方案。随着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由国人集资、民间捐款、政府出资兴建的各类体育场馆也不断增加。1933年在南京建成了中央运动场，1935年在上海兴建了包括田径场、体育场、游泳馆在内的大型体育场所。1942年中国第一座跳伞塔在四川重庆落成，这是当时远东最高、设备最好的一座跳伞塔。随着近代体育竞赛体制的建立，民国时期全国性的和各地的运动竞赛也不断举行，并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个高潮。旧中国共举办了七届全国运动会，其中以第五届最为隆重，第六届成绩最好。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原计划1931年10月举行，因“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而拖到1933年10月在南京中央大运动场举行。本次全运会共有来自全国30个单位的2248名男女运动员参加。第六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这届运动会打破19项田径、游泳项目的全国纪录。

早在1896年首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办时，国际奥委会就曾邀请中国参加，但当时清政府没有回信。1922年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31年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从此中国开始与国际奥委会建立联系，曾参加第十、第十一届奥运会。但民国时期中国体育界无论举办国内比赛，还是参加国际比赛，运动技术水平都不高。1949年以前，中国还没有打破过一个世界纪录。

促进传统武术的革新

西方竞技体育的引入，还使中国传统体育的观念和训练方式受到挑战，一些武林高手开始醒悟并借鉴西方的手段来改造传统体育。他们甩掉武林中帮派林立、以强凌弱的恶习，远离了江湖的习气，而力图将武术竞技与发掘人的体能，以及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结合起来。

这些体育团体中最著名的是上海精武体育会。该会前身为1908年在上海建立的精武体操学校，创始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武术宗师霍元甲。霍死后，陈公哲（1890－1961）发起建立该会。精武体育会日常的主要事务是吸收会员，传授、推进武术。陈公哲是一位思想开明的武术家，他将西方体育观念和训练方法引入中国武术实践中来，将“提倡武术，研究教育，铸造强毅之国民”作为该会的宗旨，不争门户短长，对流行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各种武术流派兼收并蓄。为了弘扬传统体育事业，他自1919年起走出上海，到全国各地和东南亚建立起四十余所精武分会，会员多达四十余万。精武体育会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影响最大民间体育组织，而且成为近代史上融合中西体育精神的前驱。

1926年12月，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和李景林、钮惕生在南京共同创建了武术研究所，旋改为国术研究所。1927年3月，张之江获国民政府的支持，在原国术所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国武术馆，次年更名为中央国术馆。它成为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和武术名家共同组建的教习武术的机关。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国民政府曾通令各省、市、县、区、乡（村）遍设相应的下属机构。到1933年底，共有24个省市级的国术馆，三百多个县级国术馆，形成一个自上而下层层节制的国术系统。国术馆系统成立后，一是推广和普及武术，二是组织国术考试和比赛。中央国术馆还通过举办各种训练班、讲习所，培训武术师资，使武术沿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其初级国术训练班是专为各省国术馆培训武术师资的。教授班、研究班则为中央国术馆培养武术师资。1933年中央国术馆还正式设立学校——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分设国术、体育、军事三部，造就“三者兼备”的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战前，仅中央国术馆各类学校培训过的学员即达4000人。国术馆还开展武术方面的学术研究活动，整理、编纂武术专著、教材和挂图，出版《国术月刊》等刊物。1936年中央国术馆组织中国武术队赴柏林，在奥运会上表演，曾引起很大反响。

当然，中国竞技体育取得历史性的突破是在解放以后。“奥运模式”的建立为中国体育全面走向世界创造了机遇和条件；同时，踏出国门的体育也就面临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摘自《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

高翠 编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38.00元